The Anxious Generation

這本書在主張什麼

強納森．海德特是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家，研究道德與情緒出身。他原本要寫的是另一本書——社群媒體如何撕裂美國民主——寫完第一章談青少年的部分，他決定把書拆成兩本，先出這一本。

全書的中心主張可以壓成一句話：成年人在實體世界把小孩保護得太緊，在虛擬世界又幾乎沒有保護，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把一九九五年之後出生的人推進了一場心理疾病的流行。

前半段從一九八○年代開始。誘拐案的新聞進入二十四小時循環播報，成人之間互相照看別人家小孩的默契崩解，「陌生人危險」成為教養常識。孩子被從街上收回室內，從無人看管的自由玩耍，換成大人安排、大人評分、大人擔任裁判的行程。作者把這套心態叫做「安全至上主義」：安全變成神聖價值，不容許為了其他務實或道德的考量而讓步，無論那個風險多麼微小。

後半段擠在二○一○到二○一五這五年，作者稱之為「童年大重塑」。這五年裡有一串技術同時落地：iPhone 4 裝上前置鏡頭（二○一○），臉書推出「按讚」、推特推出「轉推」（二○○九），臉書買下 Instagram（二○一二），高速無線網路普及，推播通知成為預設。社群媒體的性質因此改變——從「幫你找到失散的高中同學」的人脈名冊，變成一個要求你持續公開表演、並且量化你每次表演成績的舞台。

兩件事合起來的結果，作者用書的開場比喻概括。他要讀者想像有個億萬富豪選中你十歲的女兒，邀她加入火星的第一個永久定居點——之所以招募兒童，是因為兒童比成年人更能適應火星的低重力，如果在火星上經歷青春期，身體會永久適應那個環境。你查下去會發現：輻射的研究只做過成年太空人；低重力對發育中的骨骼、心臟、眼睛和大腦的影響，沒有人研究過；而且這家公司從來沒要求提供父母同意的證明——小孩自己在選項欄勾一下說已獲父母許可，就可以往火星飛。

任何公司都不能在未經同意之下帶走我們的孩子並危及他們的安全。這是常識。但作者要指出的是，一九九八年生效的《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把「網路成年」訂在十三歲，立法的理由是隱私，跟兒童安全與心理健康無關；而且條文沒有要求公司驗證年齡，小孩勾一下說自己夠大就可以了。美國十三歲以下的孩童，有高達四成擁有 Instagram 帳號。

人類的童年是在地球的重力、地表和面對面的小群體裡演化出來的。把發育中的身體搬進一個規則完全不同的環境，然後假設他們會長得一樣好——這就是他說的那場實驗。

書分成四部：第一部把趨勢攤開；第二部講背景，也就是玩耍為主的童年如何在手機出現之前就先垮了；第三部講以手機為主的童年造成的傷害；第四部講現在該做什麼。這一頁大致沿用這個骨架，但把「證據強度」和「爭議」抽出來獨立成節，因為那是讀這本書最需要先裝好的工具。

證據分成四層，哪一層能說因果

作者在書裡鋪了大量圖表，但這些圖表的證據強度差很多。把它們分層，是讀這本書最該做的一件事。

• L1趨勢在時間上吻合憂鬱、焦慮、自傷、自殺的曲線，全都在二○一○年代初轉折。這是全書最醒目的證據，也是最弱的一種——時間吻合不能排除任何同時發生的其他原因
• L2跨國同時發生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加上北歐五國，同一段時間、同一個方向、女孩幅度更大。這一層的功能是排除「美國的在地事件」這類解釋，不是正面證明手機有害
• L3使用量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用得愈多、狀況愈差。橫斷與縱貫研究都看得到，但相關係數多大、該怎麼切樣本，正是爭議的核心（見下一節）
• L4隨機對照試驗與準實驗唯一能講因果的一層。要求受試者減用或停用社群媒體，看心理狀態變化；或利用臉書逐校開放、光纖逐區鋪設這類自然變異，做差異中的差異分析

L1 與 L2：那些曲線到底長什麼樣

第一層的資料值得列幾個，因為它們是全書的情緒來源，也是最容易被誤當成因果的部分。

美國青少年的重度憂鬱症發作率從二○一二年左右開始陡升，到二○二一年男女的相對增幅都在一五○%上下——也就是大約增加了兩倍半，而且跨越所有種族與社會階層。二○二○年的資料顯示，每四個國高中女孩就有一個在過去一年經歷過一次重鬱發作。自傷的急診就診率，在二○一○到二○二○這十年間，青春期前女孩幾乎翻了三倍。十至十四歲女孩的自殺率從二○一○到二○二一上升了一六七%。

作者從這些曲線裡抽出三條線索，而這三條線索後來決定了全書的結構：第一，上升的幾乎全是內化型障礙（焦慮、憂鬱這類向內轉的），外化型障礙反而在減少；第二，病例高度集中在 Z 世代，千禧世代與 X 世代的同期變化小得多；第三，打擊最重的是青春期前的女孩與國高中女生。後面整本書都在解釋這三件事。

第二層是把同樣的圖畫在別的國家。加拿大跟美國文化相近但沒有美國的槍擊案與經濟不安全感，曲線幾乎一樣；英國文化距離更遠，自傷的病歷資料仍是同一個形狀；澳洲的精神科急診住院率同樣在二○一五年前後拉開。北歐五國的心理困擾自評也是同一個模式。作者的說法很直白：如果你的資料停在二○一○年，你在這十個國家都看不出任何問題；如果你看到二○一五年，你在這十個國家都會看到嚴重的問題。

最後一塊是三十七國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裡面有六題問十五歲學生對學校的感受——「我在學校感到孤獨」「我在學校覺得自己是局外人」之類。二○○○到二○一二年相對平穩，之後西方三個區域的孤立感全面上升。這一層的價值在於它排除了一整類解釋：如果原因是九一一、伊拉克戰爭、金融海嘯或校園槍擊，它不該在沒有這些事件的國家同時複製。

但要說清楚——跨國同步排除了很多東西，它本身仍然不是因果證據。任何在那段時間同步擴散到這些國家的東西，都能通過這一關。手機是最明顯的候選，不是唯一邏輯可能。

L4：因果主張真正的地基

L4 是全書因果宣稱唯一的支柱，所以值得把它的體量講清楚。作者與特溫格、勞許整理的合作回顧文件裡，到二○二三年為止收了二十個隨機對照試驗，其中十四個找到有害的證據。沒找到的六個裡有四個，介入期短於一週——作者的解釋是，大腦從多巴胺下調狀態恢復大約要三週，一週不足以看到效果；如果把短期介入的六個都排除，剩下的是十二比二。

準實驗那一組更有說服力的地方在於，它同時處理了個體與群體。臉書當年是一所大學一所大學開放的，於是可以拿「已開放」與「還沒開放」的學校互比：開放之後，該校學生的心理健康指標下降，諮商中心使用率上升，女學生幅度更大。西班牙各地區鋪設光纖的時間不同，同樣的設計拿來看青少年精神科出院診斷：對女孩有顯著影響，對男孩沒有，機制是網路成癮上升、睡眠與社交時間下降。作者一共找到五個不同地區的高速網路普及研究，五個都指向心理健康受損。

作者在哪裡跳了一步

這一點必須講清楚，因為書裡的語氣經常比證據強。

第一個跳躍是從個體到群體。作者主張社群媒體真正的傷害在群體層次——它改變了整間學校的文化，所以連完全不用的人也被波及。這個推論有道理，也解釋了為什麼個體層次的實驗效果量看起來偏小。但「群體效應遠大於個體效應」這件事，目前沒有人正面量到。作者自己也說，最需要做而還沒做的實驗，是隨機指定二十所學校全校禁用一年，跟另外二十所對照。

第二個跳躍是排除法。書裡反覆用的論證形式是：金融海嘯解釋不了、校園槍擊解釋不了、氣候焦慮解釋不了、新冠解釋不了，所以只剩手機。這是很有力的清理工作，但排除法不是正面證據，它的強度完全取決於候選清單有沒有漏。

第三個跳躍作者自己標了出來。談男孩的那一章，他寫明「這一章講的故事，要比前一章關於女孩的故事多一些揣測的成分」，因為男孩的資料較散、時間點不集中、也指不出哪一項技術是主因。

學界在吵什麼

反對意見不是「社群媒體無害」。作者自己在註釋裡寫得很精確：幾位知名研究者並未斷言無害，他們主張的是累積的科學證據還不足以支撐因果結論。爭點集中在三處。

爭點一：同一批資料，切法不同，數字差五倍

這是最實質的一個爭點，而且雙方用的是同一批資料集。

懷疑方的立場是：如果你要拿一個效果量去解釋一場全國性的心理健康崩落，r 小於 0.04 遠遠不夠，而放大到 0.2 的做法涉及事後選擇樣本與變項，有挑資料的風險。作者的回應有兩層：一是把電視、家用電腦全都算進「數位科技」再平均，等於用雜訊稀釋訊號，本來就該分開看；二是在公共衛生領域，r = 0.15 不是小數字——鉛暴露、二手菸這類已經寫進法規的風險因子，效果量也在這個量級。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己在註釋裡承認的一件事：連對社群媒體傷害持懷疑立場的研究者做的統合分析，也在憂鬱與焦慮這兩項上找到了實質關係，係數同樣落在 0.10 到 0.15 之間。換句話說，相關性本身已接近共識，吵的是這個量級夠不夠格當主因。

爭點二：指標是不是真的變差了

這個質疑在書出版前就有：自評問卷上升，可能只反映年輕人更願意談心理狀態、或更容易把正常的不適標記成疾病。這不是無聊的挑剔——作者自己書裡就用了「概念蠕變」這個詞，描述「創傷」「虐待」「安全」這些詞的適用範圍近年如何往下、往外擴張。他等於同時主張概念在膨脹、以及病例在真實上升。

他的處理方式是換一組不依賴自評的指標：急診室因故意自傷就診的人數、精神科住院率、自殺死亡率。這些是行為與紀錄，不是感受。而這幾條線的形狀，跟自評問卷的線幾乎一樣。這是本書結構上最紮實的一段防守。

爭點三：跨國一致性沒有那麼一致

書裡最強的印象之一是「這件事在很多國家同時發生」，但範圍其實有邊界。五個盎格魯語圈國家加北歐五國，模式清楚；三十七國的國際學生調查裡，四大區域中亞洲沒有出現同樣的上升。作者在註釋中自己說明，他對亞洲與非洲的趨勢所知甚少，並推測在較集體主義、重視宗教與家庭的社會裡，快速科技變遷造成的孤立感可能沒那麼嚴重。這個推測合理，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未解的反例——如果手機是主因，手機普及率極高的東亞為什麼沒跟上。

誠實的結論

拆到這裡，可以分成三堆：

• 已接近共識重度使用社群媒體與青少年的焦慮、憂鬱之間存在相關，女孩尤其明顯；短期停用的隨機試驗多數顯示心理狀態改善
• 證據不弱但仍有爭論這個關係的量級是否足以解釋整體發病率的上升幅度；準實驗的外部效度
• 主要是作者的推論群體層次效應遠大於個體層次；社群媒體是這場流行的「主因」而非多因之一；以及書中對男孩那一條路徑的整體敘事

兩種童年：以玩耍為主，以手機為主

書裡最有用的分析工具，是把「實體世界的互動」和「虛擬世界的互動」各拆成四個特徵。這組對照不涉及任何爭議，它只是把差異講明白。

作者的論點是：人腦的社交部分是在左邊那一欄演化出來的，而且發育過程中「預期」會拿到左邊那一欄的輸入。

童年為什麼這麼長

先講一個生物學上的怪現象。人類小孩的生長是先快、再慢、又再快：出生後兩年衝一次，接著七到十年放慢，青春期再衝一次。黑猩猩不是這樣，牠們穩定成長到性成熟就開始繁殖。如果演化的目標是後代愈多愈好，為什麼人類要拉長這段又慢又危險的階段？

答案是文化。當我們開始用火、做工具、互相學習，能活下來的優勢就從跑得最快、最強壯，轉移到最會學習的那個。兒童的大腦在五歲左右已接近成人體積的九成，之後的發育不是長大，而是選擇性地修剪——常用的連結留下並加速，不常用的退化消失。加長的童年，本質上是一段文化學徒期。

演化為了確保這段學徒期真的被用上，還植入了三個動機。這三個動機，正是社群媒體逐一接管的東西。

1. 自由自在玩耍遊戲研究者彼得．格雷的定義是「由參與者自由選擇和主導的活動，純粹為了活動而活動，而非有意識地追求有別於活動本身的其他目的」。它的核心特徵是犯錯的代價很低——每個人最初都很笨拙、每天都會犯錯，而玩伴的即時反饋會把這些錯誤變成學習。孩子在這裡學會忍受擦傷、處理自己的情緒、讀懂別人的情緒、輪流、解決衝突、接受輸掉。作者特別指出：社群媒體上的發文與評論，恰恰是格雷定義的反面——每一個公開動作都要預先計算社會後果，正是「有意識地追求有別於活動本身的其他目的」。
2. 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嬰兒出生幾週就能模仿大人的表情，發展心理學稱這種輪流互動為「發球—接球」。長大後變成拍手歌、跳繩、一起唱同一首無厘頭的歌——這些遊戲沒有目標也沒有勝負，好玩的地方在於同步本身。實驗顯示，聽同一段音樂而動作同步的小組，在之後的信任遊戲裡合作更多、賺得更多。而社群媒體的互動結構是非同步的：貼文與回應之間有時差，用不到臉、聲調或身體，只用到滑動與打字的手指。
3. 挑選對象來模仿孩子沒有理由假設自己的父母就是社區裡技能最好的成年人，所以演化給了兩條搜尋策略：從眾偏好（做大多數人在做的事）與聲望偏好（模仿最有成就的人）。在實體世界，摸清一個群體的常見行為要好幾週；在社群媒體，一小時可以掃過上千個資料點，而且每一個都附帶按讚數。作者因此稱社群平台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從眾引擎。

第三個動機被改動得最徹底。人類的社會階層建立在聲望之上——願意把地位給在重要領域做得出色的人。但二十世紀的大眾媒體開始讓成就與聲望脫鉤，「因出名而出名」這個說法在一九六○年代出現；社群平台則把聲望直接量化成粉絲數與按讚數，徹底切斷了它與實體世界表現的連結。結果是，孩子最強大的學習系統被對準了一群專長就是累積粉絲的人。他借用發展神經科學的說法叫「經驗預期發育」——大腦在特定年齡會對特定經驗打開一段可塑性特別高的窗口，錯過之後再學，事倍功半。語言是最清楚的例子：十二歲以前搬到別的國家，口音學得掉；十四歲以後搬，常常一輩子帶著口音。

文化學習似乎也有這樣一段窗口，大約落在九到十五歲。書裡引了一個英國的研究，直接測到這件事：使用社群媒體與生活滿意度的負相關，在十到十五歲這一組明顯大於十六到二十一歲；縱貫分析則顯示，女孩最敏感的區間是十一到十三歲，男孩是十四到十五歲。

作者由此推出一個判斷：十三歲——目前社群平台名義上的最低年齡——正好落在最脆弱的區間裡。

體驗阻斷器

書裡把過度保護和智慧型手機都叫做「體驗阻斷器」，意思是它們不是直接傷害誰，而是把小孩該拿到的經驗擠掉。手機的比喻是布穀鳥：牠把蛋下在別人的巢裡，雛鳥先孵化，然後把其他蛋推出巢外，獨占母鳥帶回來的所有食物。

這裡的關鍵詞是機會成本。作者要讀者做一次經濟學上的計算：這個產品免費，但孩子平均每天要餵給它六到八個小時，而且不只如此——皮尤的調查裡有四成五的青少年說自己「幾乎一直掛在網上」，這表示即使人在上課、吃飯、跟人講話，注意力也有一部分留在別處。

反脆弱：為什麼過度保護會製造焦慮

這一節是全書爭議最少的部分，因為它建立在發展心理學既有的共識上。

一九八○年代末，亞利桑那沙漠裡蓋了「生物圈二號」，一個封閉的人工生態系。裡面種的樹長得很快，但長到一定高度就倒了。設計者漏掉一件事：幼樹需要風。風把樹吹彎，迎風面的根被拉扯，於是根系擴張抓得更牢；背風側的木質被擠壓，細胞結構改變，變成更硬的「應力木」。溫室裡的樹沒有這些刺激，撐不住自己的重量。

作者的同事塔雷伯把這種「需要被撞擊才會變強」的性質叫反脆弱。免疫系統是最標準的例子：小孩需要接觸污垢與細菌，無菌環境會害了他。心理的那一套也一樣——面對挫折、小意外、嘲弄、排擠和正常衝突的能力，是練出來的，不是教出來的。

探索模式與防禦模式

人腦有兩個先於理性的子系統：發現機會時啟動的行為促進系統，作者叫它探索模式；發現威脅時啟動的行為抑制系統，他叫它防禦模式。哪一個是預設值，很大程度決定一個人的性格。長期處在探索模式的人比較快樂、比較願意接觸新事物；長期處在防禦模式的人把陌生人、新環境和新想法都當成潛在威脅。

在實際不危險的環境裡長期維持防禦模式，會阻礙學習和成長。而作者認為，這正是二○一四年前後大學校園突然改變的原因——最後一批千禧世代畢業、第一批 Z 世代入學，探索模式的文化換成了防禦模式的文化，二○一○年幾乎不引發爭議的書、講者和觀點，到二○一五年被視為有害或會造成創傷。

冒險遊戲是解除恐懼的機制

挪威研究者桑德斯特與肯奈爾提出一個反直覺的觀察：恐懼症幾乎都集中在極少致人於死的東西——蛇、高處、密閉空間、公開演講——而真正每年殺死大量現代人的東西，汽車、藥物、垃圾食物，很少有人恐懼。更奇怪的是，成人的恐懼症很少來自童年的相關壞經驗；從樹上摔下來的小孩，長大後常常是最不怕爬樹的人。

他們的解釋是：驚險經驗本身具有降低恐懼的效果。孩子在能力範圍的邊緣反覆試探，把恐懼一次次換成興奮，這是一套自己給自己做的暴露療法。他們整理出孩子在有自由時會主動尋求的六類刺激：高度、速度、危險工具、危險元素、粗暴的打鬧、以及消失（躲藏、遊蕩、可能迷路）。

紐西蘭史旺森小學做過一次極端版本的實驗。原本禁止爬樹、騎腳踏車和任何有風險的活動，校長決定把規則全部取消，讓學生自己訂。結果是操場更亂、活動更多、推擠更多，但受傷、破壞公物和霸凌的比率全都下降。當孩子真的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他們會接下這個責任。

自由是什麼時候被收走的

作者在演講時常做一個現場調查：你幾歲的時候，父母才讓你自己走到四百公尺外的朋友家？一九八一年以前出生的人喊出來的答案幾乎都是六歲、七歲、八歲。一九九六年以後出生的人，多數落在十到十二歲。

研究資料對得上這個記憶。美國、加拿大、英國的孩子在一九九○年代之前，通常從小學一二年級就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到了一九九○年代，這三個國家的教養方式同時轉向。母親每週與子女相處的時數在一九九五年之後急遽上升（父親也是，時數較短但倍增），但同一時期孩子的自由玩耍時間卻在減少——時間被移進了大人安排的結構化活動。

為什麼是這三個國家、這個時間點？升學競爭只能解釋一部分，因為加拿大和英國的升學壓力小得多。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記錄了兩種育兒理念：中上層家庭的「刻意栽培」把孩子當成需要精心培育的珍貴材料，行程表被大人認為有益的活動填滿；勞工與貧窮家庭的「自然成長養育法」則假設孩子順其自然就會長成有能力的人。到二○一○年代，刻意栽培已經擴散到勞動階級。

但英國社會學家福瑞迪在《偏執教養》裡指出的那個因素更根本，他稱之為成年人團結互助的精神崩解。過去父母之所以敢放手，是因為預設別人家的大人會在孩子出事時伸手。一九八○和九○年代，從日托中心、體育校隊到教會的虐童新聞不斷——有些是真的恐怖故事，有些後來被證明是道德恐慌下捏造的指控——結果是一個悲劇性的副作用：大眾無法再放心讓成人與別人的小孩單獨相處。孩子被教導要怕陌生大人，大人則內化了另一條訊息：遠離別人的孩子，不要說話，就算他行為不端也不要管。

於是父母只剩自己。而一旦沒有大人陪同的孩子變成罕見景象，偶爾出現一個就足以驚動鄰居報警。書裡記了幾個案例，包括南卡羅萊納一位麥當勞員工讓九歲女兒到熱門的嬉水公園玩——女兒身邊有朋友、朋友的父母也在場——結果被路人報警，母親被控遺棄入獄，母女分開十七天。

作者的判斷是：這一段完全發生在智慧型手機之前。一九九○年代已經把玩耍為主的童年拆掉了一半，二○一○年代的手機只是接手了空出來的時間。這也是為什麼他不認為「拿掉手機」就夠了。

安全至上主義與概念蠕變

澳洲心理學家哈斯蘭提出「概念蠕變」，指心理學概念近年往兩個方向擴張：向下（適用於更輕微的情況）與向外（涵蓋概念上不相關的現象）。「成癮」「創傷」「虐待」「安全」都是例子。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安全」幾乎專指身體安全；「情感安全」這個詞在一九八○年代末才開始出現，到二○一○年在書籍中的出現頻率已增加了六百%。

這裡要小心一個常被混淆的區分。心理安全是團隊研究裡很紮實的概念——指成員相信自己不會因為發言而被懲罰或羞辱，因此願意提出異議和批評彼此的想法。它是企業文化健康度最好的指標之一。而校園版的情緒安全指的是另一回事：我不該因為別人的言論而產生負面情緒。前者讓人敢冒險，後者讓人不必面對冒犯。兩者共用「安全」這個詞，但方向相反。

通往成年的路被拆掉了

這一章處理的是一件很少被當成問題的事：現代社會把「長大」的階梯拆了，卻沒有換上別的。

人類學導論的清單上一定有成年儀式。一九○九年，范．傑內普指出世界各地的通過儀式結構驚人地相似，都有三個階段：分離（離開父母與童年的習慣）、過渡（由父母以外的成年人帶領面對挑戰，有時是磨難）、重新融入（社區公開慶祝，承認新的身分與責任）。

作者的觀察是，當社會不提供有意義的成年儀式，青少年會自己造一個——而且造出來的往往很像上過人類學課：大學兄弟會、祕密社團、街頭幫派的入會儀式，結構上分離、過渡、融入一應俱全。差別只在於，沒有長輩指導的版本容易變得殘酷而危險。人類學家早就指出，這類自發儀式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社會「未能提供有意義的青少年成年儀式」。

世俗社會原本還留著幾個世俗的里程碑：十三歲可以自己去看輔十三級電影、十六歲可以考駕照、十八歲是法定成年。這些年齡在實體世界仍然有意義。但日常活動大規模搬進虛擬世界之後，年齡就不重要了——網路上沒有分級、沒有門檻、沒有隨年齡遞增的自由與責任。在網路上，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年齡。

同一時期，現實世界那些標記成長的活動則全面下降。美國高中畢業生中擁有駕照、打過工賺錢、約會的比例，都在一九九○年代與二○○○年代初就開始往下掉——這個下降起點比心理健康的轉折早了十幾年。

所以作者提了一個他自己說是「初步提議、歡迎討論」的東西：一組建立在偶數年齡生日上的成長階梯，每一階連結到更多自由、更多責任、以及明顯增加的零用錢。

• 六歲擔負家庭責任的年紀。被正式承認為家庭的貢獻者而不只是眷屬，有家務清單與少量零用錢
• 八歲在家附近自由活動的年紀。可以無人監督地跟其他孩子玩、跑近距離的腿。不給成人手機，可給只能聯絡少數人的兒童手錶
• 十歲大範圍漫遊的年紀。放學後不該被才藝活動塞滿。生日禮物可以是不能上網的陽春手機
• 十二歲學徒年紀。開始尋找父母以外的成人導師，替鄰居做事賺錢，多和可信賴的親戚相處
• 十四歲高中開始的年紀。作者主張把這裡當成全國性的「第一支智慧型手機」準則（是準則不是法律）
• 十六歲網路成年的年紀。可以考駕照、簽某些合約、註冊社群媒體帳號
• 十八歲／二十一歲法定成年，以及法律上的完全成年

要誠實標示：這張表沒有任何實證研究支持。它是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對世俗社會的設計提案，作者自己也說「你的孩子可能需要不同的路徑與速度」。它的價值不在於這些具體年齡，而在於它指出的那個結構性缺口——孩子不會因為生理成熟就自動變成有功能的成人，而共同的里程碑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讓一個家庭的決定變成整個社區的常規。

四種根本性傷害

第三部把「以手機為主的童年」造成的損害拆成四項，作者稱之為根本性的，因為每一項都同時影響社交、情緒和心智的發展。

一、社交剝奪

美國青少年與朋友面對面相處的時間，從二○一二年每天一百二十二分鐘掉到二○一九年每天六十七分鐘。作者特別指出，新冠之前這條線就已經在掉，而且疫情第一年的降幅並不比疫情前一年大——Z 世代從拿到第一支智慧型手機開始，就已經在跟人保持社交距離了。

品質的損失比時間更難察覺。手機在口袋裡震動零點一秒，很多人就會中斷面對面的對話。研究顯示，只要交談對象掏出手機，甚至只要視線範圍內有一支手機——不必是你自己的——互動的品質和親密感就會下降。

被忽略的感受不分年齡。有一份針對六到十二歲兒童的調查，六成二的孩子說想跟父母講話時，父母「經常會分心」；問到分心的原因，最常見的答案是手機。

二、睡眠剝奪

青春期本來就會把生理時鐘往後推，但上學時間不會跟著推。手機讓這個本來就緊的結構直接斷掉。三十六項研究的綜述顯示，大量使用社群媒體與睡眠品質不佳、心理狀態不佳都有顯著關聯，而且先後順序是先出現手機普及、才出現睡眠問題。實驗組的證據也有：平日晚上九點後禁用數位裝置，兩週後總睡眠時數增加、入睡提前、需要專注的任務表現改善。

網飛執行長講過一句把這件事說得最清楚的話——被問到競爭對手是誰，他回答：我們是在與睡眠競爭，競爭很激烈。

三、注意力碎片化

一項研究把通知加總起來：年輕人的手機平均每天收到一百九十二則來自社群與通訊軟體的通知。以每晚睡七小時計，醒著的每小時約十一則，等於每五分鐘一次，而這還沒算上其他幾十個沒關閉通知的程式。

作者引一個實驗說明影響有多遠。大學生被隨機分成三組：手機留在實驗室門口、放在口袋或書包裡、放在旁邊桌上。然後測流體智力與工作記憶。手機在另一個房間的那組表現最好，手機看得見的那組最差。研究報告的標題是「腦力流失：智慧型手機的存在減少可用的認知容量」。

四、上癮

一九一一年，桑代克把餓貓放進只要拉對機關就能出來的箱子。他發現貓不會突然開竅，而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快一點。他對這個過程的描述，是全書最好的一句引文：動物的學習「不是基於理性意識做決定，而是大腦裡某一條路徑被逐漸磨平滑順」。

現代的版本是「鉤癮模型」，應用程式設計師用它建造一個會自我延續的迴路。

關鍵在第三步與第四步。第三步用的是行為心理學裡最強的一種排程——變動比例增強：不是每次都給獎勵，而是平均每若干次給一次。老鼠在這種排程下會持續按桿，因為多巴胺是在「預期」時就分泌的，獎勵遲遲不來反而讓牠按得更起勁。第四步則讓迴路脫離外部通知：投入夠多之後，觸發改從腦中自己冒出來——「不知道剛剛那張照片有沒有人按讚」。從這一刻起，這個迴路不再需要平台推你。

這不是推測出來的。臉書內部文件在二○二一年被吹哨者豪根帶出，其中一份給員工的簡報標題是「青少年的基本特徵」，內容是大腦在青春期只成熟約八成、剩下兩成在額葉皮質、這個階段的青少年高度依賴情緒與獎勵系統主導的顳葉。下一張投影片就是他們想在使用者身上建立的迴路圖。

臉書第一任總經理西恩．帕克後來公開講過他們當年在想什麼：怎麼做才能盡可能占據你的時間和注意力。

為什麼社群媒體對女孩更嚴重

這一章是全書資料最厚的一章，也是作者敢把話講最重的地方。

起點是一組跨文化穩定的差異：男性平均而言更看重「自主性」——把自己個體化、擴張自己的效能與影響力；女性平均而言更看重「共融性」——把自己融入更大的社會單位，靠關懷他人維繫關係。作者強調造成差異的原因不重要（生物或文化都可以），重要的是科技公司知道這個差異，並且分別利用它。社群媒體賣的正是共融——它承諾連結，這對共融需求強的人有壓倒性的吸引力。

然後是四個機制。

1. 影像化的社會比較社會心理學家李爾瑞用「社會量表」形容大腦裡那把尺：從零到一百，隨時告訴你自己在群體中的排名，指針下滑時警報器（焦慮）就會響。女孩的排名與外貌高度綁定，而修圖程式把可比較的對象變成不存在的人。一個法國實驗把極瘦身材的圖片在螢幕上閃過零點零二秒——快到大腦來不及有意識地處理——受試的年輕女性對自己身材的焦慮仍然上升。這說明「我知道那是修過的」這個認知，管不到負責比較的那塊腦區。
2. 關係型攻擊男孩的攻擊偏身體，女孩的攻擊偏關係——散布流言、離間朋友、降低對方作為朋友的價值。一份系統性回顧發現，青少年社交生活搬上網後，男生之間面對面的霸凌下降，女孩之間（尤其年紀較小的）則上升。社群媒體給了關係型攻擊一整套新工具：匿名小帳、群組、已讀不回、軟封鎖、在醜照上標記某人。而且手機跟著她上學、上廁所、睡覺，霸凌者也跟著。
3. 情緒與症狀的傳染佛拉明罕研究的後續分析發現，壞情緒比好情緒更會傳染，而且憂鬱只由女性傳染出去——一位女性憂鬱，她的好友罹患憂鬱的機率上升一四二%，男性則看不到顯著影響。作者把這個放到社群媒體的網絡密度上推論：更緊密的連結、更強的情緒表達傾向，加上演算法獎勵極端內容，會加速傳播。
4. 掠奪與騷擾應用程式幾乎不限制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互動。作者引記者薩勒斯的採訪：在許多初高中，裸照成為一種貨幣，男孩用勒索的方式索取，女孩承擔被傳播與羞辱的代價。這迫使女孩在虛擬世界維持更長時間的防禦模式。

第三個機制作者延伸得比較遠。他引用一九九七年關於「社會因素流行病」的醫學文獻回顧——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由社會力而非生物因素造成的症狀傳播，青春期女孩一向最易受影響——並舉了一個近期的實例：一群德國精神科醫師發現大量年輕人自稱罹患妥瑞氏症，但抽搐型態不典型、童年沒有病史，而且彼此驚人地相似——因為他們模仿的是同一位確實患病的德國網紅。醫師的結論是這是「大規模社群媒體誘發的疾病」。

作者接著把同一套邏輯延伸到解離性身分障礙與性別不安確診率的上升。這是全書最受質疑、證據也最薄的一段延伸：他自己的措辭是「可能和社群媒體的趨勢有部分關係」，並且同時指出確診上升有一部分來自社會進步——年輕人終於敢說出來。這一頁照實記下他提了這件事，以及他提的力道，但它遠遠沒有前面幾節的證據支撐。

書裡真正有力量的，反而是一個母親的證詞。她的女兒十歲開了 Instagram 假帳號，演算法半年內把她從健身內容推到模特兒、推到節食、最後推到支持厭食症的內容，八年級因厭食與憂鬱住院。父母試過所有監控程式，女兒每次都繞過去。

男孩走的是另一條路

女孩的曲線集中在二○一○到二○一五，男孩的散得多。作者用「推拉」來講這個故事，並且先講明這一章揣測成分較高。

推力來自現實世界。經濟結構去工業化，體力的價值下降；教育體系獎勵靜坐、專注、聽講與表達，整體上女生表現更好。里夫斯在《論男孩與男人》裡整理的數字是：一九八二年男女取得學士學位的比例相當，到二○一九年已是女性五九%、男性四一%，而且從幼稚園到博士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同一個方向。同時，安全至上主義對男孩的剝奪更大——他們的玩耍本來就涉及更多粗暴動作與冒險。

拉力來自虛擬世界。線上多人遊戲與網路色情精準地提供了自主性需求要的東西：探索、競爭、精進技能、性滿足——而且不必承擔現實世界要求的社交與身體風險。

結果是一組很特別的統計翻轉。長期以來男孩的心理問題偏「外化」（向外發洩、冒險、反社會行為），女孩偏「內化」（向內轉、焦慮憂鬱）。二○一○年前後，兩性都快速轉向內化型。同一時間男孩的外化行為急速下降——喝酒少了、車禍少了、打架少了、意外懷孕少了。

這些當然都是好消息。但作者提出一個值得停下來想的問題：如果這不是因為他們變得更明智，而是因為他們整體上從現實世界撤退了呢？支持這個懷疑的是受傷率：十至十九歲男性因意外受傷的住院率在二○一二年後加速下降，到二○一九年已經低於二○一○年的青春期女孩；一項全國性研究則發現十到十四歲男孩的跌倒骨折人數在二○○九年後急遽減少——腳踏車飛跳台、爬樹這類活動大幅消失了。

電玩那一段，作者的處理比色情那一段誠實得多。他原本預期電玩之於男孩等同社群媒體之於女孩，結果沒找到足以支撐全面警告的證據——相反，有研究顯示打電玩與工作記憶、反應抑制的改善有關，有實驗顯示適量遊戲減少憂鬱症狀，也有研究顯示合作遊戲會外溢成遊戲外的合作。他最後給的數字是：約七%的青春期男孩符合「網路遊戲障礙」的標準，也就是每十三人有一個，生活的多個面向明顯受損。對這七%，傷害是真的；對其餘的人，主要成本是機會成本。

這一章最後收在涂爾幹的「失範」——缺乏穩定且被普遍遵守的規範。作者的說法是，Z 世代比歷史上任何一代都更難在實體社群裡扎根，取而代之的是在多個快速變動的網絡之間漂流，節點由已知與未知的人組成，許多人明年就會消失。沒有深厚的根，也沒有一套明確的規範引導他們走向成年。男孩和女孩走了不同的路，最後掉進同一個坑。

作者稱之為靈性退化的那一章

第三部的最後一章，作者明講他不再只以社會科學家的身分寫作。這一章沒有效果量、沒有對照組，是全書最該被當成個人論證而非研究結論來讀的一節。但它處理的問題很實在：如果一個人既不焦慮也不憂鬱，以手機為主的生活有沒有對他做什麼？

他的架構是一個座標軸。社會空間有水平的親疏軸、垂直的地位軸，以及第三條與兩者都垂直的軸——他稱之為神性軸。無論你信不信神，人確實會感知到某些行為讓自己往上（看見慈善或勇敢時那種被提升的感覺），某些讓自己往下（目睹卑劣行為時那種想閉上眼睛轉身離開的反應）。傑佛遜在一七七一年寫信給親戚建議買書時，就是用「昇華」這個詞描述好文學對人的作用。

作者的問題是：以手機為主的生活，把我們往哪個方向拉？

他借用心理學對宗教實踐效果的研究——研究沒有證實祈禱能改變現實，但確實有大量證據顯示某些實踐能改善身心狀態，機制通常是減少對自我的關注、增加與自身以外事物的連結。他整理出六種，並逐一對照虛擬世界缺了什麼：

• 集體的神聖體驗涂爾幹說人活在兩個層次：世俗（關心自己的財富、健康、名聲）與神聖（自我退位、集體利益上升）。儀式的功能是把人暫時抬到後者。虛擬世界沒有共同的時間結構、沒有共感的空間、什麼都不打烊——一切都是世俗的
• 身體參與跪拜、叩首、旋轉、誦經、一起唱歌。最普遍的一種是一起吃飯：同桌分食的人會產生連結，而這是虛擬實境永遠補不上的缺口
• 靜止、安靜與專注佛陀說的三摩地是「意識歸一」，像在洪水中守住堤防。通知與推播正是把堤防打碎的東西
• 自我超越大腦有一組在自我中心思考時活躍的結構，叫預設模式網絡；冥想、祈禱、敬畏體驗時它會安靜下來。而社群媒體幾乎是為了讓這個網絡持續全開而設計的——它整個平台就圍繞著「我」
• 慢怒快恕世界上主要宗教都勸人少批判、多寬恕。社群媒體訓練我們做相反的事：必須快速且公開地批判，否則會因為沒有一起譴責而被譴責；不能寬恕，否則會被當成叛徒
• 在大自然找到敬畏敬畏需要兩個同時存在的感知：眼前的東西巨大，而且塞不進你現有的認知結構。它會讓人覺得自己渺小，並因此打開心。這是六項裡最容易取得、也最容易被手機取代的一項

最後一項作者有一段自己的教學紀錄值得記。他讓紐約大學的學生做一次「敬畏散步」——到戶外慢慢走，全程不拿出手機。他說那一週交上來的心得，是他教書三十年讀過最動人的報告之一。有學生第一次注意到自己走過無數次的十九世紀建築裝飾；有學生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櫻花下坐了很久，然後自己又跑去中央公園一趟。她寫的是：過去那些瑣碎的擔憂突然變得平淡無奇，對未來的憂慮也變得沒必要。

這一章的收尾是巴斯卡在一六六二年去世前寫下的一句話。

要不要接受這一章，取決於讀者自己。它不是這本書的證據，它是這本書的動機。

集體行動問題：為什麼一個人做不到

這是全書最可遷移的一個框架，跟兒童心理健康其實沒有必然關係。

集體行動問題的定義是：每個人都在做對自己看似最有利的事，但當所有人都做同樣的選擇，結果對所有人都不利。池塘裡每個人都多撈一點魚，最後沒有魚。

小六開學第一天，班上有幾個同學已經有智慧型手機並在用 Instagram，剩下的孩子就進入這個陷阱了。他們回家施壓父母，父母也進入陷阱——沒有一個家長希望孩子沉迷手機，但沒有一個家長受得了自己的孩子成為團體的棄兒。愈多父母讓步，剩下的人壓力愈大，直到整個群體到達一個穩定但不幸的均衡。

科技公司自己也在一個陷阱裡：任何一家真的認真查驗年齡的公司，等於把十三歲以下的用戶拱手讓給不查的競爭對手。前 Google 設計倫理學家崔斯坦．哈里斯把這件事叫做「競相秀下限」。

作者列出四種解法。這四種的普適性很高，任何協調失敗的場景都能套。

• 自願協調讓一小群人先綁在一起。範例是「等到八年級」——家長簽承諾書，但要同校同年級湊滿十個家庭才生效，因為這樣孩子才有一起玩的對象，不會是「唯一被排除的那個」
• 規範與道德化把個人決定升級成群體共識，用讚許或反感來執行。酒駕就是這樣被處理掉的
• 技術方案改變所有人的選項與成本，例如可上鎖的手機袋、更好用的陽春手機、低摩擦的年齡驗證
• 法律與制度最重的一把，也是最慢的一把。例如強制年齡驗證、釐清「疏於照顧」的法律定義

第四種在書裡有一段很具體的設計，值得單獨記一筆，因為它是把責任重新分配的範例。作者不主張用政府身分證驗證年齡（資料外洩風險太高，而且會擋掉成年人），而是主張讓蘋果、Google、微軟在既有的家庭帳號裡加一個叫「年齡檢查」的開關，預設開啟。開啟後，任何網站只要跟裝置問兩個問題——這台裝置有沒有開年齡檢查？使用者有沒有達到我們的門檻——就結束了。成年人完全不受影響，因為他們的裝置沒有開這個開關。

四項基礎改革，以及它們各自站在多硬的地面上

書的第四部提了幾十項建議，作者把其中四項標為「基礎性」，因為它們同時解掉多個集體行動困境。以下是這四項，以及它們各自靠的是什麼。

1. 高中之前不給智慧型手機書中建議九年級（約十四歲）之前只給功能有限、不能上網的陽春手機。地基是敏感期研究與機會成本論證，屬於從證據推出的規範建議，不是被直接測試過的介入。
2. 十六歲之前不用社群媒體這一項作者自己說得最白：十六歲不是從發育研究推出來的閾值，而是政治可行性的折衷。一九九八年美國立法時原案就是十六歲，協商中降到十三歲，起草的參議員後來說「我當時知道這年紀太小」。作者的立場是十八歲更有道理但通不過，所以爭十六歲。這是價值判斷，不是科學結論。
3. 校園全天禁用手機四項裡最容易驗證、也最便宜的一項。書中強調「上課時間禁用」幾乎沒有效果——那只是把使用推到桌面下和下課十分鐘。要有效就得從進校門到放學，手機進保管櫃或上鎖的袋子。目前的支持主要是個案（科羅拉多山岳中學、多所實施學校的回報）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二○二三年的報告，嚴謹的隨機對照證據還不存在——這正是作者點名最想看到的實驗。
4. 大幅增加無人監督的自由玩耍四項裡學理基礎最厚的一項，靠的是反脆弱、依附系統與遊戲研究這幾十年的既有文獻，而不是這本書自己的因果主張。南卡一所小學開「玩耍俱樂部」後的紀錄是：曠課從五十四例降到三十例、違反校車規定從八十五起降到三十一起、送到校長室的個案從約二百二十五件降到約四十五件——單校觀察，沒有對照組，但方向一致。

書裡有一個對照，把「玩耍時間被擠掉」這件事講得比任何數據都清楚。美國小學生每天平均只有二十七分鐘下課時間。而在美國戒備等級最高的聯邦監獄，囚犯每天有兩小時戶外活動。有紀錄片問過囚犯，如果放風縮到一小時會怎樣——

作者給學校的整體建議用玻里尼西亞諺語概括：

這本書對經營者有什麼用

這不是商業書，硬要從裡面榨出經營方法論會很尷尬。但它對一種人特別有用——靠社群平台投放做生意的人。因為這本書從頭到尾在解剖的，正是你每天在操作的那套系統。

第一件事：它把注意力經濟的機制寫成了說明書。把書裡的批判翻到操作面，你會發現那就是投放的基本功——變動獎勵讓人持續回來、降低摩擦拉長停留、量化的社會認可驅動內容產出、演算法比使用者自己更早知道他對什麼有興趣。這本書不會教你怎麼做得更好，它的價值在於讓你知道這些槓桿為什麼有效：它們有效不是因為你的創意好，而是因為它們接的是很古老的東西——多巴胺的「想要」迴路、從眾偏好、聲望偏好。知道一個工具為什麼有效，跟知道它會不會傷人，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第二件事：平台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不是同一件事。書裡整章在講的「競相秀下限」，講的是平台之間的競爭會把所有人往同一個方向推。對投放的人來說，這件事有個很實際的推論：平台優化的是它自己的停留時間，不是你的成交。演算法把你的素材推給誰、推在什麼情境、旁邊夾著什麼內容，取決於它自己的目標函數。當你的素材開始「很好跑」，值得問一句它是靠什麼跑起來的——是產品講清楚了，還是它剛好搭上了平台這個月在獎勵的某種刺激形式。後者的量會來得快，也會走得快。

第三件事：內容倫理有一條可以自己劃的線。這本書的建議基本上不是「不要用」，而是「分年齡、分場景」。作者反覆強調的一點是，社群媒體對成年人確實有用——找工作、找資訊、聯絡朋友、買東西、組織活動——真正出問題的是未成年人在大腦最可塑的那幾年無差別地接觸一切。這個區分對做生意的人是好消息也是責任：它意味著你可以繼續用這個管道，但受眾設定、素材裡出現的身體與外貌訊號、以及「這支素材如果被十二歲的人反覆看到會發生什麼」這個問題，是可以自己回答的。作者在書中批評最重的，不是廣告本身，是那些明知未成年人在場卻選擇不查證的設計決策。

最後是這本書不能提供的。它不能告訴你這件事到底有多嚴重——本頁第二、三節已經拆過，效果量的爭議還沒結束，而「主因」這個詞遠超過現有證據能支撐的範圍。它不能告訴你亞洲會怎樣：全書的資料幾乎都來自盎格魯語圈與北歐，三十七國調查裡亞洲那一條線並沒有跟著上升，作者自己承認對此所知甚少。它不能告訴你哪一項改革真的有效——四項基礎改革裡最容易驗證的那一項（校園禁手機），到成書為止還沒有人做過嚴謹的對照實驗，作者本人就是最希望有人去做的那個。它更不能當成任何個別孩子的判斷依據：這是一本談人口層級趨勢的書，人口趨勢不預測個案。

所以讀這本書的正確姿勢，大概是把它當成一份寫得非常清楚的假說，而不是一份結論。它最有價值的地方也不是那些曲線，而是它提供了一套語言——體驗阻斷器、機會成本、敏感期、反脆弱、集體行動陷阱——讓你能把一件過去只能含糊感覺到的事情講清楚。至於這套語言指向的因果有多強，得等更多實驗。作者自己在書裡的態度倒是可以借用：他一邊主張這件事很急，一邊在每一章都留了一份會持續更正的線上補充資料。

本文為《The Anxious Generation》（Jonathan Haidt, 2024；繁體中文版《失控的焦慮世代》，鍾玉玨譯）的架構與論證整理，非原文翻譯。書中完整的研究引用、案例細節與圖表仍以原書為準。書中所有具體作法均為作者的主張，本文僅作整理，不構成醫療或教養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