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 War

這本書該怎麼讀

站上其他的書都能拆成框架、公式、檢查表，這一本拆不了。作者是研究冷戰經濟史出身的學者，書裡用的是三大洲的檔案研究加上上百次採訪，從 1945 年的東京與布達佩斯一路寫到 2022 年的台灣海峽。

它沒有主張任何方法，也沒有給你任何一條可以照做的建議。它只做一件事：把世界怎麼變成由無數個電晶體、以及少數幾家不可替代的公司所主導的，從頭講清楚。

問題是這種書很難做成筆記。照著章節順序複述，你會拿到一份五十四章的流水帳，看完只記得幾個人名和幾個年份，而那不是這本書的價值。

所以這一頁換了切法。不按年代走，改成抽出七條結構性力量——那些反覆出現、跨越不同年代與不同國家、真正決定了誰活下來誰退場的機制。歷史事件在這一頁只負責當佐證，不當主角。

先講一個定調全書的數字，因為它會決定你用什麼心情往下讀。作者在前言裡做了一組對照：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產油量佔全球四成，而光是這四成，已經足以撐起半個世紀的外交政策與軍事部署。

然後他把晶片這一邊的數字擺上來。台灣一地製造了全球 37% 的新運算力，兩家韓國公司生產了全球 44% 的記憶體晶片，全世界所有的極紫外光曝光機由荷蘭一家公司獨力製造。

四成突然看起來一點也不誇張了。

七條力量之間有先後關係，不是七個並列的觀點。前四條在解釋這個產業的形狀是怎麼長出來的，後三條在解釋為什麼這個形狀到了今天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 力量一　誰付錢誰決定方向軍事需求點燃了這個產業，但只有消費市場養得起它。客戶換了人，產業的方向就跟著換
• 力量二　摩爾定律是一張入場券每一代電晶體縮小，都把入場費往上推一級。淘汰玩家的不是技術跟不上，是錢跟不上
• 力量三　分工造出沙漏設計與製造分家讓創新變得極便宜，同時讓製造變得極昂貴。兩端往相反方向走，中間就收成一個窄口
• 力量四　知識不在圖紙上設計可以偷，製程知識不行。這條力量解釋了蘇聯為什麼追不上，也解釋了今天複製一台曝光機有多難
• 力量五　最賺錢的位置拒絕未來高毛利的現況會讓一家公司理性地拒絕低毛利的下一個時代。英特爾與日本記憶體業是同一個故事的兩個版本
• 力量六　政府從來沒離開這個產業沒有一天是純市場的。差別只在哪一種政府的錢有效、哪一種沒效
• 力量七　窄口會變成籌碼商業邏輯把產能集中到少數節點，那些節點就自動變成政治槓桿。這是全書的終點

順序有它的道理，跳著讀會誤解。你不先懂這一行的錢為什麼越來越集中，就會把今天的出口管制當成政治人物突然想出來的主意。

我第一次讀是跳著翻的，結果整本書只剩下幾個公司名字。第二次照力量的順序重排才看懂，這一頁就是那次重排的結果。

力量一　軍事點火，消費市場接手

積體電路的第一個大客戶是美國政府，而且當年也只有政府買得下手。1958 年基爾比在德儀的實驗室裡做出第一個積體電路，隔年麻省理工的儀控實驗室就以一千美元一片的價格買了 64 片回去測試。

真正改變局面的是兩個軍方與太空專案：阿波羅導引電腦與義勇兵二型飛彈。快捷半導體的營收從 1958 年的五十萬美元，兩年內跳到兩千一百萬。

德儀那一邊更誇張。它在 1964 年底交付了十萬個積體電路給義勇兵計畫，隔年全世界賣出的積體電路有兩成流向那一個專案。

這裡出現了全書第一個關鍵的判斷。諾伊斯明白軍方訂單救了快捷，但他同時拒絕了大多數的軍事研究合約，他自己估計快捷的研發預算裡依賴國防部的部分從未超過 4%。

理由很直接。他在東岸的飛歌公司體驗過政府主導的研發，結論是「研究的方向是由能力較差的人決定」，所以他要把軍方當客戶，不要當老闆。

客戶跟老闆的差別，是一個決定你賣什麼，一個決定你想什麼。

這一條我自己也踩過。只要你讓一個大客戶開始決定你做什麼，路線就不再是你的了，而且那條線通常收不回來。

他做的事是降價，而且降得非常凶。1961 年十二月，一個積體電路賣 120 美元；隔年十月，同樣的東西賣 15 美元。整個 1960 年代中期，快捷的晶片售價從二十美元降到兩美元，有時甚至低於生產成本。

效果來得比誰都快。1966 年電腦公司 Burroughs 一口氣訂了兩千萬個晶片，是阿波羅計畫用量的二十幾倍；1968 年電腦業買的晶片數已經追平軍方。

摩爾後來給了一句評語，而這句話值得做生意的人抄走：諾伊斯的降價策略跟快捷的製造技術一樣，都是重大的創新。

這個循環對軍力的回報遠超出當時任何人的預期，而它的起點其實難看到不行。

越戰期間的空襲數據是這樣的：滾雷行動投下八十多萬噸炸彈，比二戰太平洋戰區還多，但炸彈平均落在距離目標 128 公尺外。戰後研究發現越南發射的麻雀飛彈只有 9.2% 擊中目標，66% 直接故障。

轉折點是一座橋。北越馬江上的頷龍橋周圍有八百個彈坑，美軍已經投了 638 枚炸彈，沒有一枚命中。

德儀的工程師沃德拿一枚普通的 340 公斤炸彈，加上一組尾翼、一個透鏡、一片分成四象限的矽片和幾個電晶體——空軍給他九個月和 9.9 萬美元。1972 年五月，美軍在那座橋投下 24 枚，直接命中。

這件事後來被寫成一套明確的國家戰略，值得單獨看一眼，因為它是「用運算力換掉數量」這個概念最早的完整表述。

1970 年代末，國防部的分析師馬歇爾評估後認為美國已經失去軍事優勢：蘇聯的坦克與飛機遠比美國多，而且已經部署在歐洲的潛在戰場上，美國國內又面臨削減國防開支的壓力，數量上根本追不上。

他在 1972 年就寫下結論——美國需要善用它在電腦領域「巨大又持久的領先優勢」，並利用那項優勢來改變對戰爭的概念。

把這件事落地的是裴瑞。他是矽谷創業者出身，1977 年進國防部擔任研究與工程事務副部長，用過英特爾的晶片、跟諾伊斯在同一個合唱團唱歌，所以他知道一件華盛頓沒幾個人知道的事：摩爾定律講的指數成長是真的。

他的算法是，蘇聯需要花五到十年、三百億到五百億美元，才能防禦美國打算部署的三千枚巡弋飛彈，而即使做到了也只能攔下其中一半。

這個策略的核心不是造出更好的武器，是逼對手去花一筆他花不起的錢。

當時的批評非常嚴厲。1983 年有專欄作家問「巡弋飛彈究竟是神奇武器、還是廢物」，另一位把裴瑞主張的先進技術視同「耍花樣」，指出那些看似智慧的武器經常故障、殺傷率出奇的低。

裴瑞的回應是那些國會議員是「老古板」，根本不懂晶片進化的速度有多快。而他敢這樣講，是因為英特爾正在對客戶做出一模一樣的承諾。

十年後的結果可以用兩組數字看。1980 年代中期的公開估計是，美國新型 MX 飛彈落在距目標 110 公尺內的機率是五成；一位前蘇聯國防官員估計，性能大致相當的蘇聯 SS-25 平均落點是 366 公尺。

這幾百公尺的差距足以改變核戰的計算方式。摧毀一座城市很容易，但要破壞堅固的飛彈發射室需要相當高的直接命中率，而最悲觀的蘇聯估計顯示，如果美國在 1980 年代發動核武先制打擊，可以摧毀 98% 的蘇聯洲際彈道飛彈。

到了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效果已經無法辯駁：使用雷射導引投彈的飛機，擊中目標的機率是同類飛機用無導引炸彈的 13 倍；連越戰時經常失手的響尾蛇飛彈，換上半導體導引系統後命中率是當年的 6 倍。

蘇聯總參謀長奧加可夫其實早就認了。他在 1983 年就對一位美國記者私下說過：冷戰結束了，你們贏了。他給的理由不是核彈頭數量，而是「軍事技術是以電腦為基礎，在電腦方面，你們遠遠超越我們」。

但這條力量真正的重點在後半段，而且跟軍事已經沒關係了。當民用市場接手之後，軍方就不再有能力決定這個產業要往哪裡走。

數字是這樣掉的：1965 年，國防資金買下了當年 72% 的積體電路產量；1970 年代降到一成到一成五；今天美國政府的採購只佔美國晶片市場的 2%。

書裡有一句話把這個轉變講得很乾淨：蘋果的執行長庫克身為晶片買家，對這個產業的影響力比今天美國國防部的任何官員都大。

作者把這句話放在全書最關鍵的位置之一，因為它回答了一個看起來很無聊的問題：為什麼半導體的進步速度比其他技術快那麼多？答案不是物理學，是這一行的人可以靠它發財，而且發得掉。

反例就在同一家公司裡。快捷的東岸大老闆拒絕發放股票選擇權，認為那是「悄然施行的社會主義」；於是諾伊斯與摩爾走了，去創立英特爾。

蘇聯那邊更慘。工程師奧索金在里加做出了積體電路，但他不能對任何未獲安全許可的人談論自己的發明，也沒有年輕人因為想成為他而去讀電機——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存在。

這一條我最有感。一個產業跑得快不快，看的不是它有多重要，是待在裡面的人有沒有機會把自己賺到的東西帶走。

力量二　摩爾定律真正的內容是入場費

摩爾定律通常被當成一句技術預言：晶片上的電晶體數量每兩年翻一倍。書裡真正在寫的是它的另一面——每翻一倍，做這件事的入場費就往上跳一級，而跳不過去的人會永久離場。

節點的推進在紙上看起來很平順：180 奈米（1999 年）、130、90、65、45，每一代面積相同而電晶體數量約略加倍。

但到了 2010 年代初期，二維的縮小走不下去了。通道太窄會漏電，電晶體頂端的二氧化矽層薄到只剩幾個原子厚，量子穿隧效應開始嚴重影響性能。

22 奈米節點導入了鰭式場效電晶體，把通道立起來變成 3D 結構，從三面控制電子。這解決了物理問題，但沉積、蝕刻、微影的難度全部再上一階。

錢的曲線因此比電晶體的曲線陡得多。書裡給的數字是：今天建一座先進的邏輯晶圓廠要 200 億美元，先進 DRAM 廠也是 200 億美元；而一座最先進的晶圓廠，造價是一艘航空母艦的兩倍，而且只能暫居領先地位兩三年。

航空母艦的兩倍，領先兩三年。

DRAM 是這條力量最乾淨的案例。1980 年代有幾十家廠商，今天只剩三家：美光、三星、SK 海力士。日本苦撐的幾家在 1990 年代末合併成爾必達，2013 年被美光收購。

一位三星高層把這個市場形容成膽小鬼賽局，而這個比喻精準到有點恐怖：景氣好時所有人一起蓋廠，造成產能過剩壓低價格；繼續投資的成本高得嚇人，但只要停一年就可能把市佔拱手讓人，所以沒有人願意先轉彎。

膽小鬼賽局這四個字我看了有點冒汗，因為它描述的不只是晶圓廠，是任何一個大家一起加碼、誰先停下來誰就出局的市場。

格芯在 2018 年做的決定，是這條力量最誠實的一次表態。它承接了 AMD 分拆出來的晶圓廠，又收購了新加坡特許半導體和 IBM 的微電子事業，2015 年已經是美國最大的代工廠。它為七奈米製程買了 EUV 機台、裝進最先進的 Fab 8，已經投入 15 億美元開發，要上線還需要再投入差不多的金額。

然後高層下令停工。理由是算出來的：身為一家中型代工廠，七奈米製程永遠不可能獲利。格芯宣布停止追逐更小的電晶體，研發支出砍掉三分之一，幾年虧損之後迅速轉虧為盈。

書裡給的產能對照可以解釋這個決定。以每月千片晶圓計，台積電 180 萬、三星 250 萬、格芯只有 70 萬，而台積電拿下超過五成的全球代工市場，格芯與聯電各約一成。

規模與良率之間有正回饋：產量最大的公司有最多機會精進製程，製程最好又吸引最多產量，資本投資的成本被攤到最多客戶身上。這個迴圈一旦轉起來，中型玩家的處境不是比較辛苦，是數學上的不可能。

那不是輸，那是算術。

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值得記下來，因為它說明這條力量不是普世的。類比晶片、無線射頻晶片、電源管理晶片這一大類，性能改善主要靠設計而不是靠縮小電晶體。

書裡的數字是這類晶片約四分之三仍在 180 奈米或更大的製程上生產，晶圓廠的平均資本投資只有先進廠的四分之一。所以這一塊至今還是美國、歐洲、日本的天下，最大的業者是德州儀器——一家中等規模、利潤豐厚、沒有壟斷任何生態系的公司。

摩爾定律的殘酷只作用在需要它的地方。

力量三　分工帶來效率，也造出沙漏

1976 年三月，張忠謀在德儀向其他高層提了一個構想：開一家只做製造、不做設計的半導體公司，替客戶生產他們設計的晶片。

他的論證有兩隻腳。運算力便宜之後會擴散到手機、汽車、洗碗機，而做那些產品的公司不會有半導體製造的專業；同時製造設備與研發的成本會持續上升，只有量夠大的公司才有成本競爭力。而德儀當時獲利很好，這個概念就不了了之。

十年後台灣政府開了一張空白支票給他。台積電拿到的資本結構是：台灣政府出 48%，飛利浦以 5800 萬美元加上製程技術與智財權換 27.5%，其餘向台灣富豪募集。

募集的方式值得完整寫出來，因為它決定了這家公司的性質。部會首長一個一個打電話，其中一位拒絕三次之後接到行政院長的電話，被提醒「過去二十年政府一直對你很好」。

書裡的定性很直接：打從創立之初，台積電就不是一家真正的民營企業，而是台灣政府的專案。

這一段我覺得台灣人自己反而最不熟。我們習慣把台積電講成一個天才創業故事，但書裡的起點是部會首長一個一個打電話募資。

諾伊斯與摩爾都拒絕投資。摩爾對張忠謀說：你提過很多好主意，但這個概念不算。

結果是一次真正的產業重組。因為有了可靠的、不會跟自己競爭的製造夥伴，設計公司的創業成本從上億美元掉到幾百萬美元。

後面的名單你都認得。輝達 1993 年在聖荷西一家 Denny’s 連鎖餐廳裡創立，三個人；高通的雅各布靠著相信摩爾定律，賭「跳頻系統理論上對、實務上算不動」這件事會被晶片解決；蘋果 2010 年推出自己設計的 A4 處理器，四年內拿下全球智慧型手機六成以上的獲利。

這些公司在張忠謀的模式出現之前都不可能存在，因為當時把設計交給對手製造，等於把設計交給對手。

這句話後來變成一個時代的墓誌銘，而書裡對它的評論很不留情：真正促使晶片設計與製造長期整合在一起的是文化，背後並沒有什麼商業道理。

證據就在說話的人身上。桑德斯自己從來不搞製造，他在快捷是做業務與行銷的；他退休五年後，AMD 就把晶圓廠分拆出去了。

但同一次分工也產生了相反方向的效果。設計端愈來愈碎、愈來愈便宜；製造端愈來愈集中、愈來愈昂貴。這兩股力量往反方向拉，中間就收成一個窄口。

窄口最極端的例子是 EUV 曝光機，而它的細節值得完整記下來，因為它同時解釋了這一條和下一條力量。

要產生波長 13.5 奈米的極紫外光，做法是把一顆直徑三千萬分之一公尺的錫球以時速約 200 英里射進真空，用雷射打它兩次——第一次加熱，第二次以約五十萬度的溫度轟成電漿。

這個動作每秒重複五萬次。

這套雷射由德國的創浦公司開發，花了十年，每一台需要 457,329 個元件。收集光的鏡子由蔡司製造，一百層鉬與矽交替、每層幾奈米厚；蔡司的說法是如果把那面鏡子放大到德國那麼大，最大的不規則度只有 0.1 毫米。

而 ASML 自己只生產這台機器 15% 的元件，其餘全部外購。負責 EUV 事業的范霍特說，ASML 真正的產品是把這個由數千家公司組成的關係網絡「像設計一台機器那樣設計出來」。

作者因此提醒一件很容易被誤讀的事。EUV 機台不是荷蘭產品，它的關鍵元件來自加州的西盟與德國的蔡司和創浦，而德國公司又依賴美國生產的關鍵設備。

沒有一個國家能宣稱自己擁有一切。

這也是為什麼那句「加州蘋果公司設計，中國組裝」的刻字會誤導人。書裡的更正是：iPhone 最不可替代的元件確實在加州設計、在中國組裝，但只能在台灣製造。

代工廠真正在賣的東西是中立性

這一節還有一個容易被略過、但決定了誰能站在窄口上的條件，而它跟技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張忠謀承諾台積電永遠不會設計晶片。這句承諾不是姿態，它是整個商業模式的地基：台積電不與客戶競爭，所以只要客戶成功，台積電就成功。

他把由此長出來的合作關係稱為台積電的「大同盟」——數十家公司分別設計晶片、銷售智財權、生產材料或製造機台，它們彼此激烈競爭，但沒有一家與台積電競爭。

於是台積電可以在它們之間協調，制定整個產業願意共用的標準。他給的財務註腳是：台積電與其十大客戶的研發支出加起來，超過三星與英特爾的總和。

對照組是三星。三星的代工技術與台積電大致相當，但它同時生產自己設計的晶片、賣自己的智慧型手機與消費電子產品，也就是說它在跟許多客戶競爭。

書裡記錄的客戶顧慮很直接：他們擔心向三星代工廠透露的想法，最終會出現在三星的產品上。

英特爾後來想通了這件事，但已經太遲。2010 年代中期它試圖進軍代工業，具備一切硬條件——先進技術、巨大產能——結果只拿到一個大客戶，幾年後就關閉。

書裡列出的差距全都不是技術問題：台積電對智財權的態度是開放的，英特爾是封閉且保密的；台積電是服務導向，英特爾認為客戶應該遵循它的規則；台積電不設計任何晶片，英特爾的晶片幾乎與所有同業競爭。

這句我抄下來了，因為它是全書少數可以跨產業直接使用的結論。你想當一個別人願意站上來的平台，代價就是你得先放棄自己下場賺那一筆。

力量四　設計可以偷，製程知識不行

1962 年前後，蘇聯留學生馬林從賓州帶回一片德州儀器的 SN-51。負責蘇聯微電子的官員蕭金把他和一群工程師叫進辦公室，把晶片放在顯微鏡下看了看，下了一道命令。

這個策略失敗得非常徹底，而作者對失敗原因的分析，是全書可遷移性最高的一段。三個原因，一層比一層深。

第一，偷到的是結果，不是過程。書裡的比喻是：偷一塊晶片並無法說明它是怎麼做的，就像偷一塊蛋糕也無法說明它是如何烘焙出來的。

晶片製程的每一步都涉及專業知識——某些化學物質要加熱到什麼溫度、光阻劑該曝光多久——而這些知識很少在特定公司以外分享，甚至往往不會被寫下來。蘇聯派出的是間諜界的佼佼者，但即使是最幹練的特務，也無法竊取到那種數量的細節。

第二，抄襲把自己鎖在落後的位置上。摩爾定律的速度意味著，等你把去年的設計抄完、湊齊材料與機器、複製完生產流程，那個設計已經是又大又耗電、沒什麼價值的東西。

1985 年美國中情局仔細研究蘇聯的微處理器，發現它們完美複製了英特爾與摩托羅拉的晶片，而技術總是落後美國五年。

書裡有一個細節把這件事講到極致：蘇聯全國使用公制，但有些晶片製造機器為了更精準地抄襲美國設計，改採英寸而不是釐米。

第三，抄襲策略讓創新路徑由對手設定。蘇聯的半導體業是該國最機密的產業之一，運作起來卻像一個經營不善的矽谷分部——工程師在官僚體系裡追求升遷，而不是設計新產品或尋找新市場。

對照組是日本與韓國，他們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盛田昭夫向 AT&T 取得電晶體授權，整個 1960 年代日本公司付出可觀的授權費——晶片總銷售額的 4.5% 給快捷、3.5% 給德儀、2% 給西部電氣。

三星進入 DRAM 時向美光取得 64K 設計授權、在矽谷開研發中心、雇用數十位美國培養的博士。付錢買到的東西比偷來的好用，因為你可以回頭問問題。

這條力量也解釋了為什麼作者對「複製 ASML」這件事的評估相當悲觀。

他的推論是：這種機台花了近三十年才被開發並商業化，光是雷射就要辨識與組裝 457,329 個零件，單一缺陷就足以造成嚴重延遲。

就算間諜駭進系統下載了設計規格，那麼複雜的機器也無法像電腦檔案那樣複製貼上；就算下載的人看得懂——那需要光學或雷射的博士學位——他們也沒有研發團隊累積的三十年經驗。而且時間本身就是成本，這一點更狠。

作者的推算是：即使十年後真的做出來，屆時 ASML 已經在賣下一代的高數值孔徑機台，每台造價約三億美元、是第一代的兩倍，而台積電、三星、英特爾已經用現有的機台磨了十年、早就把成本攤提完了。

你追上的是對手十年前的位置，同時還要用新的成本跟對方的舊成本競爭。

作者對「完全自給自足」的估算是：建立一個完全在國內的先進供應鏈需要十年以上，期間花費遠遠超過一兆美元。

他也因此判斷，中國實際追求的並不是完全國產，而是「非美國」的供應鏈——減少在某些領域對美國的依賴，盡可能繞開各種鎖喉技術。

抄、授權、挖人：三條路徑的成績單

書裡沒有把這張表列出來，但全書其實反覆在比較同一件事的三種做法。

第三條路徑的分歧最值得注意，因為台積電與中芯國際用的是同一套方法，結果卻不同。

中芯國際的創辦人張汝京本人就是德儀的晶圓廠專家，他不必依賴裙帶關係，打造世界級晶圓廠所需的知識就在他腦子裡。而中國其他幾家代工廠（華虹、宏力）把重心放在雇用政要子弟而不是製造品質，幾乎沒有市佔可言。

書裡引述一位歐洲半導體公司高層的評語：一家中國公司說「我們來開一家合資企業吧」，聽起來像是在說「我們一起來賠錢吧」。

華為則是這三條路徑之外的第四種樣本，而作者的處理相當節制。書裡承認華為有侵犯智財權的紀錄，2003 年承認某款路由器有 2% 程式碼直接抄自思科。

但他明白指出這無法解釋它的成功：竊取再多商業機密都不足以打造出那樣規模的事業。

真正的差別在於它把矽谷的做法學了進去。1997 年任正非帶高階主管參訪惠普、IBM、貝爾實驗室，回來的結論不只是研發重要，還有管理流程重要。

1999 年華為付了 IBM 顧問部門五千萬美元的顧問費，而當年公司總營收還不到十億美元。一位前 IBM 顧問轉述華為當時的自我評估：工程任務對他們並不難，但他們覺得自己在經濟知識與商業知識方面落後了一百年。

華為的年度研發預算後來約達 150 億美元。

這條分界線是全書最重要的一條：能不能自己產生下一步，決定了你是在追趕還是只是在複製。

力量五　最賺錢的位置會讓你拒絕未來

1985 年，英特爾的 DRAM 業務已經被日本廠商打垮，但退出這件事在當時感覺不可能——英特爾是記憶體晶片的開創者，一位員工形容那就像福特拒絕離開汽車業。

葛洛夫和摩爾在辦公室裡坐了大半年，看著窗外遠處的摩天輪，希望記憶體市場也會觸底回升。最後葛洛夫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句我拿來問過自己，難的從來不是問，是問完之後你不能裝作沒聽到答案。

這是全書最著名的一次自我顛覆，但它的價值其實在對照組：同一家公司在二十年後面對同樣結構的問題，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選擇。

賈伯斯在麥金塔採用英特爾晶片不久後回頭問歐德寧：英特爾能不能替一款電腦化的手機做晶片？歐德寧拒絕了。

他後來對記者的說法是：「他們想支付某個價格，不想多給一分錢……事後看來，預測的成本是錯的，交易量是任何人所想的 100 倍。」

蘋果轉向 ARM 架構，早期的 iPhone 處理器交給三星生產。今天行動裝置使用的晶片佔晶片總銷量近三分之一，英特爾在這個領域至今落後。

為什麼同一家公司會做出相反的決定？書裡給的答案不是人變笨了，而是處境變了——1985 年英特爾在虧損，2006 年英特爾是美國最賺錢的公司之一。

從 1980 年代末起，英特爾的累積獲利突破 2500 億美元。葛洛夫在員工會議上畫過一張圖說明他對運算未來的願景：一座有護城河包圍的城堡，城堡是獲利能力，護城河是 x86。

柏克萊設計的 RISC 架構更有效率、更省電，葛洛夫在 1990 年代初期認真考慮過要不要換，最後決定不換，因為改變的成本很高，而且對壟斷地位威脅太大。

這個判斷在當下完全正確，代價在二十年後才到期。

書裡追蹤這個轉變的細節很具體：歐德寧的背景不是工程或物理而是經濟學，拿的是企管碩士不是博士；員工注意到高階主管的襯衫愈來愈白、愈來愈常打領帶。

一位前財務主管的總結最刺：「公司有技術，也有人才，但就是不想放棄些許的利潤。」

同一個結構後來連著吃掉三件事：錯過行動裝置、錯過 AI 需要的平行運算架構、延遲採用 EUV。最後那一項尤其諷刺——2020 年，英特爾長年資助開發的 EUV 機台中，有半數已經安裝在台積電。

日本記憶體業是同一條力量的另一個版本，只是作用在整個產業而不是一家公司上。

1980 年代日本的資本支出膨脹得驚人：日立從 1974 年的 15 億日元漲到 1984 年的 800 億，東芝從 30 億漲到 750 億，NEC 從 35 億漲到 1100 億；1985 年日本佔全球晶片資本支出的 46%，1990 年佔到一半。

日本媒體當時就警告「不計後果的投資競爭」，而一位日立高管的說法把那個年代的心理狀態講完了：「如果你開始擔心過度投資，晚上就睡不著覺了。」

結果是兩件事同時發生。東芝的中階工廠管理者舛岡富士雄在 1981 年開發出斷電後仍能記憶資料的新型記憶體晶片，東芝忽視了它，最後是英特爾把 NAND 推向市場。

而日本沒有任何一家晶片巨擘成功轉型做微處理器，整個錯過個人電腦革命。日本的 DRAM 市佔從 1980 年代末的 90% 掉到 1998 年的 20%。

作者的評語只有一句：日本的 DRAM 廠商如果也有葛洛夫那種偏執心態，應該會受益良多。

日本那一段我讀得最不舒服，因為他們每一步都很努力、也很敢投資，錯的只是方向沒有人喊停。

力量六　政府從來沒離開，只是換了工具

這個產業沒有一天是純市場的，而書裡最有價值的部分不是指出這件事，是指出哪一種政府介入有效、哪一種沒效。

先看幾個確實有效的案例。台灣政府出了台積電 48% 的創業資本並提供豐厚稅賦優惠；韓國政府承諾投資四億美元發展半導體業，並讓銀行依政府指示放貸，所以三星不是從車庫誕生的，是從能取得廉價銀行貸款的財團誕生的。

日本的超大型積體電路計畫由政府資助約一半預算。美國這一端則是 DARPA：它資助米德與康維的晶片設計自動化研究，也資助大學研究人員把設計送到先進晶圓廠試產。

那筆錢的回收方式很有意思——今天每家晶片公司都在用的三家設計軟體公司，全都是這些研究計畫培養出來的校友創立的。

還有一種介入方式，效果好到讓人不太願意承認：扶植一個能打的第三者。1980 年代美國在 DRAM 上被日本打垮的時候，矽谷選的解方之一不是自己回頭做記憶體，而是幫韓國做。

諾伊斯告訴葛洛夫，只要「有韓國人在身邊」，日本那套不惜一切代價的傾銷策略就無法壟斷全球 DRAM 生產，因為韓國人會把價格壓得比日本更低，而他預測結果對日本的晶片製造商會是致命的。

桑德斯的版本比較直白：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於是矽谷幾家公司與三星簽約成立合資企業，並且對轉移技術幾乎沒有猶豫——因為當時美國的 DRAM 廠商大多瀕臨倒閉，實在很難證明 DRAM 技術特別有價值。

美光把 64K DRAM 設計授權給三星，創辦人沃德．帕金森事後的說法是「不管我們做什麼，三星都照著做」，而他當時亟需那筆現金，那對美光的生存「雖不是關鍵，但很接近了」。

1986 年美日達成的協議又補上最後一塊：日本同意限制銷美晶片數量並承諾不低價銷售，這讓韓國公司得以用更高的價格賣出更多 DRAM。

這一招在戰術上完全成功，日本的 DRAM 主導地位被打破了。但它的長期帳單也很清楚：今天全球 DRAM 只剩三家，其中兩家是韓國公司。作者沒有評價這個交易划不划算，他只是把兩端都寫了出來。

但當年有一件事美國政府與整個產業都認為很重要，結果徹底失敗。1987 年成立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由業界與國防部各出一半資金，諾伊斯親自領導。

他把 51% 的資金投向美國微影成像公司，理由是「微影是晶片業面臨的一半問題」，而對象是發明了步進曝光機的 GCA。

這家公司在 1978 年推出第一台步進機時營收飆破三億美元，以它為首的美國公司控制全球微影設備市場的 85%；十年後這個數字剩下 50%。

GCA 的衰敗原因書裡寫得毫不客氣，而且大部分不能怪日本補貼：執行長把時間花在接觸政客而不是經營，成本失控、庫存管理失當，有員工在櫥櫃裡發現被遺忘的價值上百萬美元的精密透鏡。

更要命的是它排除了原本供應透鏡的 Nikon，於是 Nikon 買了一台 GCA 的機器逆向拆解，自己做步進機，市佔很快超越 GCA。

而 GCA 對客戶的態度被一位分析師形容為「你買我們製造的東西就好，但別來煩我們」——那是壟斷者的姿態，但它已經不再壟斷。

可靠度的差距更直白：IBM 希望機台在停機維修前能運作 75 小時，而 Nikon 客戶連續使用的平均時間是那個數字的十倍。

聯盟給了 GCA 七千萬美元支援和最先進的深紫外線合約，而 GCA 的表現超出預期——最新的步進機被獨立分析師評為全球最佳，甚至拿了客戶服務獎。

然後它在 1988 到 1992 年間虧了三千萬美元，1993 年關門。原因是客戶不想向一家未來不確定的公司買機器：萬一破產，備用零組件從哪來？

連諾伊斯本人都無法說服他自己創辦的英特爾放棄 Nikon。

結論是：政府的錢能放大既有的能力，不能無中生有，也救不回一個已經失去客戶信任的商業模式。

這場失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場更大的辯論的背景裡。當時矽谷主張半導體有「戰略意義」，值得政府特別對待；反對方的說法後來被引用了幾十年。

作者的評價很公允：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也不無道理——如果日本能以更低價格生產 DRAM，美國直接買反而讓電腦更便宜、電腦業進步更快。

這個辯論從來沒有被真正解決，只是被事件推著往前走。

書裡另外記錄的失敗模式是中國。2014 年起的大基金，投資人包括財政部、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菸草公司，以及北京、上海、武漢的市政機構，而作者指出這與矽谷創投的運作模式相去甚遠。

結果包括紫光集團在全球大肆收購後現金告罄、部分債券違約，而武漢弘芯的故事更精彩：創辦人拿著印有「台積電副總裁」的假名片，加上親戚是高層的謠言，騙到地方政府投資。

他用那筆錢聘來台積電研發部門的前負責人，再靠他買到一台 ASML 的深紫外線設備、以此向投資者募到更多錢，然後在產出第一塊晶片之前就破產。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一位官員曾公開哀嘆，中國的晶片業「沒經驗、沒技術、沒人才」。

下面這張表是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彙整的數據。書裡用它說明中國為什麼會焦慮，但它同時也是全書關於「這條供應鏈長什麼樣」最完整的一張快照。

力量七　效率把產能集中，節點就變成籌碼

前面六條力量講的都是商業。這一條講的是它們的總和在政治上意味著什麼。

作者對美國過去三十年政策的描述是：華府形成了一種共識，叫做「跑得更快」——不必管制技術外流，只要自己跑在前面就好。

歐巴馬卸任前幾天發布的半導體報告，主要建議仍是「要贏得競賽，就要跑得更快」。這個共識背後有兩個被廣泛接受、但書裡指出從未被證據支持的說法：全球化本來就是全球性的、技術擴散勢不可擋。

作者的反駁很簡潔：晶片製造的「全球化」並沒有發生，而是「台灣化」了；技術並未傳播，而是被少數幾家無可取代的公司壟斷。至於產業自己的立場，被一句話就說穿了。

轉折發生在 2016 到 2020 年間，而工具是出口管制。書裡追蹤了三次操作，強度一次比一次高。

1. 中興（2016、2018）禁止美國公司向它銷售產品。這種管制以前主要用於軍事目標。中興的系統極度依賴美國晶片，限制一旦生效公司就走向倒閉。2018 年恢復後，中興很快支付罰款換回供貨——書裡記錄，當時幾乎沒有人真正理解禁止一家大型中國科技公司購買美國晶片會是多麼激烈的行動
2. 福建晉華（2018）這一次針對的不是晶片，是製造晶片的機台。應用材料、科林研發、科磊是一小群生產無可取代設備的寡頭，主要仍在美國製造；美國與日本官員確認立場一致後，禁止出口。晉華付完款，貨出不來，幾個月後生產停頓。書裡的定性是：這給了美國一個新法寶，它可以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晶片製造商倒閉
3. 華為（2020 年 5 月）規則從「不准賣美國生產的商品」擴大到「不准賣任何使用美國技術製造出來的商品」。在一個到處都是窄口的產業，這幾乎涵蓋所有晶片：台積電不用美國設備就無法為華為製造先進晶片，華為不用美國軟體就無法設計晶片。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公開承諾不只遵守法律條文，也遵守法規的精神——他的說法是「出口新規和美國政府的意向有關，不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

這套操作的理論名稱，來自兩位學者法雷爾與紐曼提出的概念：武器化的互賴關係。

他們的觀察是，各國比以往更加緊密相連，但相互依存非但沒有化解衝突，反而為競爭創造了新的場合——把各國交織在一起的網絡，本身變成了衝突的領域。他們原本擔心這種做法可能危及全球化並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但書裡同時記錄了這條力量的衰減機制，這一點常被讀者略過。作者的判斷是：鎖喉點只有在被兩三家、最好是一家公司掌控時才有效，而國家往往可以找到繞開的方法，雖然耗時且代價昂貴。

他列出三條繞道。第一條是開源指令集架構 RISC-V，管理它的基金會在 2019 年為了中立性把總部從美國遷到瑞士，而它的開發有一部分正是美國政府資助的。

第二條是成熟製程——汽車與多數消費設備用的是舊節點，而幾十年歷史的製造設備不太可能被禁止出口。第三條是碳化矽、氮化鎵這類新興材料，它們在電動車電力管理上的角色可能愈來愈重。

書裡引述的估計是，中國製造佔全球晶片產能的比例將從 2020 年代初期的 15% 升到 2030 年的 24%，在產量上超過台灣與南韓，同時在技術上仍然落後。

作者指出這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更多產能在中國，意味著更多要求技術轉移的籌碼，以及更高的實施出口限制的成本。

還有一個現象作者特別點出來，因為它不符合大多數人的預期：在華為被切斷之後，中國並沒有報復。

中國政府一再揚言要懲罰美國的科技公司，也表示正在草擬一份「不可靠的實體名單」，但書出版時看起來還沒有任何公司上榜。

作者的判讀是，中國顯然已經考慮過，與其反擊，還不如接受華為將變成二流的科技公司。他引述一位前美國官員在華為遭到攻擊後的評語：武器化的互賴關係是美事一樁。

這句話讀起來很得意，但作者把它放在這裡是有用意的——因為緊接著的下一章就在計算，繞開那些鎖喉點要花多久、花多少錢，以及中國產能佔比預計會怎麼變。

在一個節點上掐住對手，跟長期保有那個節點，是兩件不同的事。

這句我拿來提醒自己怎麼看任何一種優勢：現在掐得住，跟三年後還掐得住，中間要付的錢常常沒被算進來。

還有一件事值得放在這裡當背景，因為它是同一條力量的反面示範。美國晶圓廠佔全球產量的比例，從 1990 年的 37%，到 2000 年的 19%，再到 2010 年的 13%。

而 1980 年代失去微影成像領導地位的，正是發明了這項技術的國家。

作者對這段歷史的歸因也不是只怪日本補貼——美國官員覺得忽視其他國家搶佔晶片業市場的努力比較容易，於是選擇一再老調重談自由貿易與開放競爭，而美國的地位就在這段期間被侵蝕掉。

台灣這一段，書裡是怎麼寫的

這一節涉及美中台的軍事與政治，所以寫法跟前面不同：只陳述書中的內容，並標明哪些是作者的判斷或他引述的評估，不加入任何立場。

先看事實的部分。台灣製造全球 37% 的邏輯晶片與 11% 的記憶體晶片；蘋果最先進的處理器完全在台灣製造；ASML 的 EUV 機台是製造先進處理器的唯一路徑，而全球只有一家公司生產。

2021 年台積電一度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也是全球市值前十大之一。

台灣官方的論述是蔡英文總統在《外交事務》上提出的：台灣的晶片業是一塊「矽盾」，讓台灣得以保護大家，避免威權政體激進地破壞全球供應鏈。

作者對這個論述明確表示保留，他的原話是「這是一種非常樂觀的觀點」。理由是：台灣的晶片業無疑會迫使美國更重視台灣的防務，但萬一矽盾擋不住，半導體生產集中在台灣也會讓世界經濟面臨風險。

台積電方面的說法出現在 2021 年 7 月的法說會上。一位分析師直接問董事長劉德音客戶擔不擔心，劉德音的回答是，由於全球依賴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沒有人想要破壞它，台海和平符合各國的利益。

作者在這一段後面緊接著記錄了隔天解放軍在台灣海峽附近的兩棲登陸演習，並評論：劉德音說沒有人想要破壞這條供應鏈，這說法確實沒錯，但美國與中國都想要進一步掌控它。

書中引述的美國國防部公開評估分成幾層。諾曼地式的兩棲登陸最直接但最不可能，會使解放軍的能力吃緊；局部的空中與海上封鎖較容易，而封鎖不需要完全有效就能扼殺台灣貿易。

即使沒有封鎖，光靠空中與飛彈行動就可能在數日內解除台灣主要軍備，且不必嚴重影響台灣的產能。書中也引述國防專家的看法，認為最有可能的形式是像東沙島這類離島的局面升溫。

作者自己的兩個技術性判斷值得單獨標出來，因為它們不是政治主張。第一，中國沒有理由出於怨恨摧毀台積電的晶圓廠，因為那樣做會導致中國受到和其他國家一樣多的傷害。

第二，軍隊入侵並直接占領台積電的設施也不切實際，因為關鍵材料與機台的軟體更新都必須從美國、日本等國取得，而且只要有一些憤怒的工程師反抗就足以破壞整個行動。

他的比喻是，奪走喜馬拉雅山峰跟奪走全球最複雜的工廠完全是兩回事。

作為對照，書裡用了俄烏戰爭。俄羅斯的晶片業自蘇聯時期起就落後，冷戰後客戶大多轉向台積電，只剩國防與航太業，而這些買家的採購量不足以資助國內的先進製造。

作者列出的後果很具體：在烏克蘭上空被擊落的俄羅斯無人機內建外國微電子；一項分析俄羅斯在敘利亞戰爭的研究發現高達 95% 的俄羅斯武器是無導引的；而烏克蘭獲得的標槍反坦克飛彈，每一枚瞄準時要仰賴兩百多個半導體。

入侵之後，美國協調歐洲、日本、南韓、台灣的夥伴禁止對俄銷售某些類型的晶片，從英特爾到台積電都切斷供貨。據美國情報機構的說法，俄羅斯的工廠開始把原本用於洗碗機的晶片部署在飛彈系統中。

最後是張忠謀自己的判斷，出自本書繁體中文版的作者序。2022 年 12 月，台積電亞利桑那廠設備移機典禮上，拜登說「美國的製造業回來了」；同一場典禮，媒體採訪張忠謀時，他給了不一樣的解讀。

他對美國設廠的疑慮源自 1997 年在華盛頓州設立 WaferTech 的經驗：剛開始工廠混亂到不行、意外頻傳，即便到今天該廠的成本仍比台灣的同級工廠高出約 50%。

他在 2022 年四月受訪時說，美國推動國內晶片製造的心血將是「非常昂貴的徒勞行動」，並補充「我是假設不會發生任何戰爭」。他也說，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是在美國政府的敦促下進行的，而做決定時他已經退休了。

作者序裡另外提到一個對台灣的風險判斷，跟戰爭無關，但值得記下來。美國的出口管制會在短期內阻止中國製造先進晶片，但中國擁有製造低階晶片所需的一切設備，而政府補貼的大部分已投入低階產能。如果那些產能正式投產，低階市場將供過於求。

台積電雖然大部分收入來自最先進節點，但它仍在生產二十年前的「先進」晶片，那些設備早已完全折舊，因此成本很低、利潤很高。

中國若以補貼後的割喉價搶走低階市場的一大部分，受傷的是台灣的晶片製造商。

這本書跟你的生意有什麼關係

先把話講在前面：這不是一本方法書，它給不了你任何可以直接照做的東西。這一節也不是要把半導體地緣政治硬套到一門生意上，那會很牽強。它能提供的只有三種判斷，而這三種判斷的價值在於它們都被一個極端的案例驗證過。

一、單點依賴是效率的副產品，不是疏忽

書裡最容易被誤讀的一句話是「效率的極致，也是驚人的弱點」。重點在於這兩件事是同一個決定的兩面，不是先做對了效率、後來不小心出了漏洞。

沒有任何人決定要把全球最先進的晶片製造集中到一座島上。

發生的事情是：資本主義對經濟效率的持續要求促使業者不斷削減成本與整合；規模與良率的正回饋讓量最大的公司成本最低；於是每一次「向成本最低的供應商下單」這個完全正確的決定，都把集中度往上推一格。

四十年後回頭看，結果是一個沒有人選擇過的結構。

可以拿去用的問題不是「我的供應商可靠嗎」，而是：如果這件事出問題，還有幾家公司做得出同樣的東西？這個問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問的是市場結構而不是對方的品質。

EUV 曝光機的供應商極其可靠，這不能改變全世界只有一家的事實。

延伸出來的第二個問題是：那個唯一的供應商，它自己的唯一供應商是誰？ASML 的做法值得記下來——它深入了解供應商的供應商，投資其中一些，2016 年付了蔡司十億美元資助研發，而當它評估自己管得更好時，就把供應商買下來。

ASML 執行長對一家供應商說過「你們不守規矩的話，我們會直接把你們的公司買下來」，而那不是玩笑話。

這兩個問句我拿來對自己這邊的供應鏈問過一輪，不舒服的地方不是答案，是我發現自己過去只問品質。

二、長週期資本投資最大的風險是你被迫留在賽局裡

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關於重資本投資的乾淨教訓，而且是從失敗方看到的。一座先進晶圓廠 200 億美元，領先地位只能維持兩三年。這意味著投下去不是一次決定，而是買了一張必須每兩年續約的門票。

三星高層說的膽小鬼賽局講的正是這件事：停一年就可能把市佔讓出去，所以沒有人願意先轉彎——但繼續玩的成本也在指數上升。

日本的 DRAM 廠商在明知新廠不會獲利的情況下繼續蓋，因為銀行還願意放貸，而繼續花錢比承認找不到獲利方法容易。

格芯的退出因此比留下更值得學。它不是輸給技術，是自己算出身為一家中型代工廠這個製程永遠不可能獲利，然後在已經沉沒 15 億美元的情況下停手、砍掉三分之一研發、幾年後轉虧為盈。

在一個入場費指數上升的賽局裡，及早認輸是一種能力，而它要對抗的是沉沒成本和「別人都還在玩」這兩股力量。

反過來，張忠謀 2009 年逆勢加碼的例子也有前提，不能單獨抄。他能那樣做，是因為台積電已經是規模最大的那一家，規模與良率的正回饋在他這邊。

同一個動作在領先者身上叫遠見，在中型玩家身上叫送死，差別不在勇氣而在結構位置。

三、效率最佳化到極致會製造脆弱性，而它通常在需求端爆炸

這本書對 2021 年晶片短缺的分析，是整本書裡最直接可用的一段，因為它推翻了當時的主流說法。

政界與媒體把短缺解讀成供應鏈問題。作者指出：2021 年全球生產的晶片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超過 1.1 兆個半導體裝置，比 2020 年成長 13%。

短缺的主因是需求成長，不是供給出問題。

真正的原因是汽車業在疫情爆發初期瘋狂又衝動地取消訂單，等需求回來時發現產能已經被重新分配給其他客戶；而他們採用及時生產製程，幾乎沒有容錯餘地。代價是 2021 年少產了 770 萬輛車，約 2100 億美元的收入損失。

這一段有兩個可以搬走的判斷。第一，當你的供應方是資本密集、產能無法快速調整的產業時，取消訂單不是一個可逆的動作——你讓出去的位置會立刻被填滿，而排隊回去要等一整個週期。

第二，把庫存壓到極低換來的效率，是拿波動風險去換的。這個交易在平穩時期一直是划算的，所以會被持續加碼，直到某一次不划算為止。

這兩條我最常拿出來用，尤其第二條。壓庫存省下來的每一塊錢，其實都是拿一次意外去換的，只是那次意外還沒來。

這本書不能提供什麼

這一節必須寫，因為這本書很容易被過度延伸。而它不是預測。作者寫到 2022 年為止，繁體中文版作者序寫到 2022 年底的晶片法案與十月的出口管制，而書裡對後續的推論全部是開放式的——中國會不會讓步或加碼、英特爾能不能翻身、鎖喉點還能有效多久，作者本人也說得很清楚。

把書裡的態勢當成今天的態勢會出錯。

它也不提供任何投資判斷。書裡有大量公司名稱與市佔數字，但那些數字是為了說明結構，不是為了評價標的。

作者對「摩爾定律是否已死」這件事甚至刻意不下結論——他只是列出歷史上每一次被宣告死亡都沒死成，以及吉姆．凱勒認為還有 50 倍密度空間的技術路徑，然後說「目前有成千上萬的工程師及上百億美元的資金押注在『否』」。

它更給不了任何消費品或一般製造業可以照抄的做法。半導體的特殊性——入場費指數上升、贏者通吃、單點不可替代、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在絕大多數產業裡都不成立。

硬把窄口理論套到一門原料容易取得、供應商很多的生意上，只會得出錯誤的緊張感。

這本書真正可遷移的只有一種思考習慣：問清楚你所處的位置上，還有幾個人做得到同樣的事；以及當你決定把某件事外包給效率最高的那一家時，你同時在買什麼、賣掉什麼。

它也不回答台灣該怎麼辦。這是一本美國學者寫的、以美國政策辯論為主要讀者的書，它對台灣的處理集中在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與風險，而不是台灣的選項。

書裡呈現的是各方的說法與評估，讀者需要自己分辨哪些是事實、哪些是立場。

本文為《Chip War》(Chris Miller, 2022；繁體中文版譯名《晶片戰爭》，洪慧芳譯) 的架構與觀點整理，非原文翻譯。書中的完整論述、案例細節、數據出處與圖表仍以原書為準。涉及地緣政治的段落均依原書陳述，並標明何者為作者判斷。